第一，化债背景下，要关注其他广义财政工具是否更加有为（例如政策行专项工具结合PSL等）。2024年“一揽子化债政策”仍在落地过程中，预计将对2024年企业债融资乃至地方投资产生影响。不过也要看到，其他广义财政工具有进一步发力的可能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“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，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，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”，而中财办解读中提到，“债务风险高的地区要边化债边发展”，这需要债务融资工具做配合，例如政策性银行作为广义财政工具进一步发力。
第二，PSL与其他工具下信贷可能超预期。PSL作为央行定向流动性支持，引导金融机构向特定实体领域进行信贷投放，其作用就在于带动微观主体信用扩张，直接表现为对企业中长期贷款的带动。与此同时，类似2022年下半年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或在2024年得到更显著运用。2023年下半年以来，政策层面要求信贷投放均衡，其目的在于避免信贷冲量降低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资金空转套利风险。PSL和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虽也有总量效应，但总体而言更能“直达”特定实体部门，有利于兼顾稳经济、稳预期的逆周期发力诉求和提高资金效率、防空转套利的要求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PSL是慢变量，重在量变到质变，所以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累积量。对于市场，先观察后续每个月的投放情况，下一个关注时点在于2月第一个交易日。如果PSL达到或者超过2000亿，市场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关切。
三是2023年政府债高基数。2023年10月以来，特殊再融资债券密集发行、供给放量，因此2024年财政发力即便维持较高水平（3.8%赤字率），政府债大概率仍然同比少增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特殊再融资债以置换隐债为主，并不对应实物工作量，因此不应低估2024年政府债对经济修复和宽信用预期的潜在带动作用。